今天晚上，有幸参加2008奥运冠军论坛系列活动——相约冠军名家讲坛，近距离听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演讲会经济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讲座。

        林毅夫教授籍贯台湾宜兰，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硕士毕业后来到大陆，攻读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后远赴美国，先后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 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年，林毅夫教授回到国内，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相关部门担任一系列职务。1994年，他领导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林毅夫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学术专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曾被译为近十种语言文字出版并数次增订。2008年2月5日，林毅夫教授获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作为发展中国家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他又将以更开阔的视野、更高端的思考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改革开放之初，他选择离开家乡来到大陆；在美国留学成名，那个出国成风的年代里他回到北京；仕途一帆风顺时，他却又弃官治学。一次次人生选择，一次次意外的答案，背后是一个学者睿智的头脑、博大的胸襟、淡定的情怀。丰硕的学术成果与平凡的人生态度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交相辉映，在他的演讲中，不仅聆听到权威经济学家的学术理论，更欣赏到一首生命的诗人对人生的创作。

　　林毅夫教授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招牌式的笑容，往讲台上一站，尚未有言语，满面真诚笑容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与席下听众的距离。一时让人忽略他身兼要职，只觉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可以与之毫无距离地探讨学问，求索真理。

　　开场时主持人注意到一个细节，以前各期的演讲嘉宾都是从首排座位中起立，直接走向大厅左侧的讲台，林毅夫却绕了一个大大的曲线，从主持人所站的右侧步上讲台。当询问林毅夫教授为何如此与众不同的时候，他笑答道：“因为你在这里。”台下掌声雷动。只是简单一句话，却体现出林毅夫教授对他人特有的尊重。这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不仅以其犀利的眼光洞察经济的起伏，更兼具儒雅谦和的君子之风。

　　研究经济规律 复兴冠军文化

　　林教授的开场白简洁幽默。冠军之名教授谦不肯当，他说自己的一点小成就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碰着好运气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真正的冠军理念应该是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核心。林毅夫教授随后展开了广阔的历史画卷，在他眼里，中华民族的文化一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冠军文化，从汉唐盛世开始，就是西方世界远不能及的。但是到了近代，曾经一度领先的衰落了。对于所有对国家兴亡怀抱着强烈关切的知识分子来说，都在思索着这其中的原因，希望复兴中华文化，重新领跑世界。以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出发，林毅夫教授紧接下来回归学术本业，从经济学角度探寻其中的秘密。他引用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话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分工。”分工越细，生产力水平越高。在工人农民数量众多的古代中国，以经验为主的新技术层出不穷，四大发明更是将中国文化引向世界巅峰。然而恰恰又是中国千年积淀的文化导致了盛世过后的衰落。林毅夫引用中西比较史学的研究指出，文化的发展，在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实现了人均GDP增长9.7%的经济奇迹，让人深思有哪些深层的文化积淀在其中发挥作用，而我们奉行千年的儒家文化又是否与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

　　讨论文化复兴，就要先弄清楚什么叫文化。在林教授看来，文化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定义——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更有深层次的三方内涵——“器物，组织，价值伦理”。在没有外来冲击的发展历程中，三个层次自成一体。从原始公社到宗法氏族到封建国家，从石器到铜器到铁器，从游猎到农耕，从宗族共享到私人占有，经济形态不断进步，文化贯穿其中变迁完善，其核心价值体系是自强。

　　两种文明的碰撞，必然是不相容的文化的碰撞，然而所谓文化的优劣，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量化衡量比较呢？因此，文化的较量往往演化成最直接的器物比拼，也就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洋枪对大刀，拖拉机对耕牛的时候，高下显而易见。谁都不会否认五百年前的美国是文化沙漠，而今美国却在世界范围内大兴文化霸权，凭什么？无非就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后盾。

　　文化兴则中华兴

　　中华民族复兴，实质是文化的复兴。文王周公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政治组织大一统的延续，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价值判断一脉相承成为伦理标准的核心。与之间然不同的是，欧美社会已然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封建农奴制转为工业化，由君权神授转为民主共和。其合理价值体系是以基督教为核心。当今社会意识形态纷繁复杂，古老中华要崛起，儒家文化是否与之匹配？政治经济能否并行不悖？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保存延续？林毅夫教授一一给出答案。儒家文化并非顽固自守，从“术”到“天命”再到“周理”，本身就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创新，在混乱的年代里怀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积极参与。秦汉后土地私有，社会发展推动力由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转向以科学为依托。中国的政治思想沿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而西方则推崇“必须用革命推动社会向前。”纵观世界大国崛起，哪个不是借助于文化强势？正如老话训导“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民族核心价值判断是确立中国模式普适性的前提。

　　有同学问及中国模式下经济发展前景，林教授对此表示了相当乐观的态度。中国技术革命晚于西方，是差距更是机遇。后期的技术革新，更易于打破经验陈规，再创经济腾飞奇迹。理由是：“每一种经济现象背后必有专属的经济逻辑。”从现存的内生扭曲出发，在一定现存条件下进行次优选择，改变外生条件。正如毛主席的所说，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摸着石头过河。

　　冠军就是不断超越

　　在经济领域上，林毅夫教授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式人物。而林教授自己对于冠军的定义又是怎样的呢？被称为“中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学者”的林毅夫并不认为最高奖项是冠军人物的终极追求。在他眼中：冠军就是不断超越。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这是林毅夫的冠军哲学，亦是对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大学子的寄予。

上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启成博士座谈。

        林毅夫北京大学大学讲稿: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Maddison，2006）。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么样让中华民族能够重新复兴起来。

        要探讨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下来的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国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的说法影响深远，上世纪80年代中，一部在国内名噪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中，作者把中国的文明称为黄色的文明，把西方的文明称为蓝色的文明。他们认为黄色的文明是内向的，是保守的，而蓝色的文明是外向的、是开放的、是积极的，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从黄色文明变成西方的蓝色文明。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对儒家文化又有了新的评价。到了80年代，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是世界上唯一从落后赶上或大量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的经济体，许多研究者认为儒家文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赶上西方国家的决定性原因。

        到底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何谓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和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

        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恰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共享。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曰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
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可以储存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恰的实体。但是，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就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尤其是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
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最落后的，也正是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器物的发明创新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相形滞后造成的。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技术不断的创新（Kuznets 1966）。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
一样的。对于西方已经处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根据日本、亚洲四小龙与改革前后的中国的经验，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快速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重要、最好的途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8%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Lin 2008)。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的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 (Kwan 2002)。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7年，用了27年的时间，人均GDP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乐观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中国的人均GDP从2000年时美国的2.5％4，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得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GDP可能达到美国的20％。美国长期以来人均GDP的增长率年均为2%，中国的人均GDP要在30年里从美国的2.5%变为美国的20%，每年人均GDP的增长率必须比美国高出7.2%，在加上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为0.6%，那么，中国在2000到2030年间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正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率相同为每年9.8%。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多少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约为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是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候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50％，如果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二倍,中国将会再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就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需要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