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 2007-8-19 15:21:00 | By: liming ]
 

南方日报:近千幅宣传画结集成《画说中国》出版

收藏家李雷鸣:收藏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李雷鸣是深圳福田区一位文化工作者,2003年,他从收藏的数万枚毛泽东纪念像章中选出1000余枚精品,在深圳举办了展览,并出版了《历史的记忆——毛泽东像章赏析》一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引起世人关注。 
 
  日前,他历时3年,从个人收藏的3000多幅宣传画中精选出近千幅,按近代史发展顺序集结成《历史的残片——画说中国》一书自费出版,目前这本书已成为广东省“十一五”重点文艺出版图书。据悉,将个人收藏宣传画编撰出版,在全国出版界还是第一例。

  书中近千幅宣传画,有印刷品,也有原手稿;有清末民初的,也有当代画家笔墨;有张乐平、李慕白、董希文、莫朴、靳尚谊等名家手笔,也有无名小辈的信手涂抹。无论精美抑或粗俗,在收藏家眼中,它们同样真实反映了当时画家的艺术水平和社会风貌。

  《画说中国》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广东乃至全国出版界、文艺界的反响,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等专家盛赞该书具有厚重的历史分量、精神重量、文化含量。

  而当外界猜测李雷鸣收藏的家底有多厚实时,他却反复强调,收藏境界的高低并不取决于藏物的价值和价格。收藏不应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利,而应该是大众的,全民参与的,收藏不需要一味去追求高、大、贵,真正需要的是寻找一个好的角度以及持之以恒的耐心。

  书里的民间画稿,比如反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纪念方志敏和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无名画稿,看上去非常土,但它是独一无二的。

  记者:现在收藏家很多,比如收藏名家书画、瓷器、古钱币等。为何您却对宣传画和毛泽东像章等红色收藏情有独钟?

  李雷鸣:我从小就非常崇拜英雄,从黄继光、董存瑞到雷锋、焦裕禄,英雄情结萦绕在我整个孩童时代。最开始我把收藏的小画片、连环画都放在一个小木箱里。后来我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那些传单和宣传画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也把它们都收藏起来作为纪念。可以说那时候的收藏还只是一种个人兴趣,是作为一种青春年月的记录。中年后,我成为一名党政工作者,被一种责任心所驱使,我的收藏不再局限于个人范畴,兴趣扩大到几十年来的大是大非,想借此来寻找我们国家艰难而曲折的前进历程。

  记者:这本图集中,除了《开国大典》、《毛主席去安源》等当年风行全国的印刷品,还收录了相当多的民间手稿、招贴画、甚至还有墙报,展现出不同于广东美术馆《毛泽东时代美术》那种精英化审美标准的眼光。有评论家称《历史的碎片》这个副题反映出一种边缘化的小历史观点,您怎么看?

  李雷鸣:个性化是我选择收藏品和编辑此书的一大标准。我收藏的画数量和渠道都有限,大多是从古玩市场或者和朋友交流时获得,而且有些已经比较残旧,不可能去修复和美化。当然也有一些很完整、甚至名头都大得多的画,而我并没有收录进去,因为觉得编排价值不大。书里的民间画稿,比如反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上世纪50年代上饶地区纪念方志敏和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无名画稿,看上去非常土,画工甚至很粗糙,但它是独一无二的,它反映了那个时候、各个层面的艺术工作者的客观水平和烙上时代烙印的审美观。再比如“文革”的宣传画,强调正面人物“红光亮”,许多主人公的动作表情都模式化,凡三人集体造型,必定有一个女性形象,而且大多抱着麦穗代表农民。这里每一幅藏画不过是历史长卷中散落的残片。把历史的残片链接起来,展现给后人的就是一幅较为完整而真实的历史长卷。

  书中收集了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开国大典》,有心人会发现其中刘少奇、高岗等人物形象的微妙变化,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时局的变化。

  记者:陈寅恪说过“以诗正史”,您觉得这本书能起到“以画正史”的作用吗?

  李雷鸣:我并没有希望我的画能够“正史”。从党史与革命史扩大到现代史、近代史,我试图从历史的高度来追寻我们这个民族的沧桑与伟大,希望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看了这些画之后,对中国历史多一些了解。坦白说,连我自己的孩子平时都对我的藏品不屑一顾,这令我很遗憾。现在书出来之后,专家和评论家们对这套画册普遍都有“正史”这样一种说法。有评论家跟我提到,书中收集了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开国大典》,有心人会发现其中刘少奇、高岗等人物形象的微妙变化,这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时局变化、人们的心态和社会风貌。还有书中收录了日本随军画家笔下的入侵中国和南京大屠杀的场面,成为日军暴行的旁证,所以说目前这种正史效果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如果你每天关注《南方日报》同一个题材,比如领导人外交访问的报道,然后把它剪下来,只要你坚持10年,就可以编一本书,你就可以成为中国外交史的一个收藏家。

  记者:有人说由于宣传画自身的廉价、可复制、非唯一等性质决定,您的藏品从经济价值上说并不稀罕,难与古玩玉器比肩,您自己怎么看待收藏的价值?

  李雷鸣:有些人收藏是为了聚珍赏奇,有些是为了保值生财。我非常同意一位评论家的看法,不管何种收藏,表面上看,收藏的是物,实质上收藏的是人,是人的历史、人的文化、人的情感、人的生活。收藏活动的成败,收藏趣味的雅俗,收藏境界的高低,并不取决于藏物的价值和价格。我始终认为收藏不应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利,而应该是大众的,全民参与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收藏家。收藏一定要求雄厚的经济实力,这是错误的看法。我认为,只要有心去做,有别具一格的鉴赏力、持之以恒的耐性,就可以成为一个收藏家。比如,每天你都看《南方日报》,如果你每天都关注同一个题材,比如领导人外交访问的报道,然后把它剪下来。只要你坚持10年,就可以编一本书,你就可以成为中国外交史的一个收藏家,而整个过程并不需要多少钱。现在收藏界有一种走向,就是藏家动辄掏一百万、一千万去捧一张画,大众的目光也仅仅停留在一件藏品值多少钱上面。但是我就偏偏去把人家扔掉的那些画收藏起来,我的收藏其实就是捡碎片。所以收藏不需要一味去追求高、大、贵,真正需要的是用心找一个好的角度和专题方向。

  记者:您说您编这本书是出于一种红色情感,如今像您这样喜欢收藏上世纪50-60年代粮票、像章、宣传画、证件等物品的民间收藏家很多,珠三角地区以陶瓷、茶叶等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也纷纷涌现,您怎么看待这种收藏热?

  李雷鸣:只有喜欢历史、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才会去收藏。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化传统的坚守,需要有心人、有志者的记录、收藏、研究。而令我非常痛心的是,现在的孩子喜欢历史、关注历史的恐怕不多,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当下、关注一己得失、关注享乐、赚钱之类的事情,很多传统在他们那里变味了。我编这套画册,就是想让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因为只有了解历史才会懂得今天、珍惜今天,才能明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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