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乐的对话

[ 2006-10-12 11:25:13 | 作者: 鲲鹏展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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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乐的对话

作者:侯军

2003年04月26日 03:19 深圳商报


我与林谷芳先生相识于乐,论道于茶,结缘于书。他那特有的文人情趣和超然脱俗的风度,令我隐隐然似见宋明之际的儒雅古风———这第一印象是

如此强烈,以至多年之后,每当我想到他,脑海中闪现出的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时的那番形貌。《茶与乐的对话》台湾望月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一)

那是在1996年2月,我去台湾参加“华裔音乐家学术研讨会”,开会的地点是在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此地三面临海,风光旖旎。这是一次学术规格极高的音乐盛会,祖国大陆方面派出的代表团以李焕之和李德伦为正副团长,团员中有朱践耳、鲍元恺、王西麟等作曲家;有郑小瑛、陈燮阳、胡炳旭等指挥家;有童忠良、王次、梁茂春等音乐理论家,可谓阵容强大。我作为惟一一个媒体代表,以音乐评论家的身份赴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裔音乐家们共商中华音乐振兴之大计,深感机会难得,责任重大。这使我在会议进行中常常处于极度兴奋之中。

会议研讨的主讲人都是世界华裔音乐界的重量级人物,首先出场的是号称“台湾乐坛大佬”的许常惠教授,接着是来自北京的梁茂春教授,第三位登台者就是林谷芳了。与众不同的是,前面的发言者都是西装革履,而他却是一身粗布衣衫,上衣是一件白色中式对襟疙瘩袢褂子,脚下穿的是一双黑色布鞋,这身打扮衬着满头花白头发,一上台就令全场眼前一亮。他主讲的题目是“人类学与音乐之关系”,声音不大但语调铿锵,所有立论之点,皆基于中华本土文化之上,对自己民族音乐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他的观点,我猜想,在场的听众中大概至少有三分之一不以为然。大凡搞音乐的人,无论是古典派还是现代派,大多是从西方音乐取法的,他们对欧美大师们推崇备至,对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传统,一般都缺乏自信,甚至不屑一顾。然而,林谷芳却以多少有些偏激的口吻,强化了民族音乐的人类学意义。他的博闻强记、旁征博引令人惊叹其渊博,而他那张弛有度的语言穿透力和收纵自如的演讲才能,更是令人折服。他的演讲赢得了满场的掌声,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我的一份。

正是缘于林谷芳的那次演讲,使我萌生了希望与他结交的冲动。关于当时与他初识的情形,我曾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林谷芳教授的演讲,颇多新鲜见解,且演讲技巧出众。余当即约访,利用午饭后的一点时间,畅谈一小时,其中谈及茶与音乐,彼兴味陡增,一定约我到台北找他,并留下电话与呼机。林公亦性情中人也。”那天,林谷芳急着赶回台北,汽车一直在外面催促,他却谈兴未尽,一再拖延,结果“畅谈一小时”之后才动身北上。

为什么我们会在对话中论及“茶与音乐”这个话题呢?盖因林谷芳在演讲中偶然说起,他曾尝试在台湾的一些茶艺馆举办“茶与乐的对话”,旁人听到此处,也许无动于衷,但我听了却同样“兴味陡增”———谁让我是个超级茶迷呢?本来这次来台,我就有顺道考察台湾茶艺的打算,毕竟茶艺兴起于台湾,而茶与乐的联姻,对我来说,又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之所以急切地想与林谷芳先生进一步深谈,大概正是源自这个“茶与乐的对话”;而林先生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内地记者之所以青睐有加,恐怕也是源出一处(二)

数日之后,会议移师台北。我如约给林谷芳先生打了电话。林先生说他正在筹办一次迎元宵的茶会,非常欢迎我到时候能够出席。我当然很乐于亲身体验一下台湾茶会的实况,便爽快地答应了。

茶会的时间定在3月3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四的晚上,地点是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181巷的清香斋茶艺馆。可巧,那天晚上是研讨会的主办方台湾省立交响乐团举行告别宴会,我无法请假,只能在散席之后才能前往。幸好有一位《民生报》的女记者也要前去采访这次茶会,有她领路,我才得以很快赶到。

清香斋茶艺馆地处一条小巷,我赶到时茶会刚刚开始,茶艺馆里已是高朋满座,笑语声喧了。林先生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面,就把我介绍给茶艺馆的主持人解致璋女士。从解女士口中,我才知道这个茶艺馆还有个名字,叫做清香书院,而林先生正是清香书院聘请的导师。那次聚会,主人邀请了十几位台北文化界、学术界的茶友,品茗畅叙,共迎元宵,颇有古代文人“西园雅集”的遗韵。座中有一位搞建筑设计的胡宝林教授,当场吟出一首七言绝句,以记其盛。我一时兴起,当即要将此诗以毛笔书录,以助雅兴,林谷芳先生一听也来了兴致,当即表示要亲自操琵琶给我的“书法表演”伴奏。顿时,全场掌声雷动。我那天的书法如何,如今已然淡忘了,而林谷芳先生即兴弹奏的琵琶曲,却至今在我的心头回荡。最绝的是,他把节奏掌握得异常精准,笔行纸上,曲泄指尖,笔锋疾驰则大弦嘈嘈,笔锋徐缓则小弦切切,当我的最后一笔落款收锋,他的曲子也戛然而止。搁笔停弦之际,却是全场寂然。片刻之后,欢声四起。林谷芳先生起身与我双手紧握,那一刻,令我顿生“流水高山”之慨。

那一晚,我们聊得很尽兴,从《琵琶行》到《月儿高》,从“道艺一体”到“茶禅一味”,喝了很多茶,说了很多话。我由此对林谷芳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个激情洋溢、技艺精湛的演奏家,同时,他还是一个行动着的文人和茶人,他的理想境界不光是谈着的,更是做着的。(三)

大约是在1998年冬天,久违的作家李延国忽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昆仑出版社新近推出一部大制作:一部音乐著作与10张CD音碟的大型组合,名叫《谛观有情》。他所在的三九集团承担了这部大制作的营销运作,为此他们准备与深圳有线电视台合拍一个专题节目《漫谈民乐》。不知是谁给他出的主意,非要请我来担任这个节目的主讲嘉宾不可。我那会儿工作挺忙,本想婉言相却。谁知,就在我支支吾吾寻找理由的当儿,无意中听见李延国嘟囔了一句“这可是台湾大名家林谷芳的作品咧……”就这一句话,立马乾坤倒转,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记得我在那个节目中对林谷芳先生其人其艺做了简明扼要的评介,接着就对这套《谛观有情》发表了一番议论,大意是说,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一个尚未被现代化大潮侵蚀的宝库,但是随着中国急速走向现代化,这些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原生状态的音乐作品,将无可避免地被挟裹着卷入社会的变革,有些势必会被污染被扭曲被湮灭,这将是一个民族无法挽回的文化灾难。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有过不少类似的前车之鉴。但是,人们在满怀憧憬地迎接现代化所带来的富裕和繁荣时,却往往容易忽略对自己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有那些睿智之士才能够敏锐地感悟到这种危险,他们以自己势单力孤的奋斗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去力图挽救这些不可复得的文化宝藏———林谷芳先生在《谛观有情》中所做的,正是这样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近五年间,他和他的合作者们,自费奔波于海峡两岸,兴灭继绝般的搜集、整理乃至抢救我们民族的音乐经典,采撷和保存了一大批老艺术家的原始录音,最终编辑成这样一套规模宏大、学术性和资料性都极强的煌煌巨著,他们的努力理当受到我们的尊敬!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相信,如果您读过这本两卷套的《谛观有情》,特别是聆听过《谛观有情》中保存的那些由中国最杰出的民乐家演奏的CD,您一定会认同我的说法的。许多事情,需要时间来证明;若干年后,当人们已经丰衣足食了,忽然忆起自己民族往昔的遗响时,就会更加深切地体悟到林谷芳们“当年”的努力是何等重要了。

记得正式拍摄那天,我也仿照林谷芳的样子,特意换上一身白色中式衣衫。据导演说,其出镜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到位”。片子播出后似乎反映不错,李延国还请我吃了一顿饭,作为答谢。席间,我对他说:“你们找我来谈林谷芳先生,算是找对人了。能不能告诉我,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李延国只回答了两个字:“直觉。”(四)

2001年2月,依旧是元宵节的前夕,我再次来到台北。巧的是,我这次访台依旧是以音乐评论家的身份,随同深圳交响乐团来巡回演出。2月9日,我利用演出间隙的一天时间,再次找到了清香书院。时值黄昏,夕阳斜照着这座二层小楼,显得静谧安详。推门进去,茶香依旧,书香依旧,主人依旧。解致璋女士一眼就认出了我,很高兴的样子。泡好了一盏文山包种茶,她就给林谷芳先生打了电话。林先生在话筒那边抱怨我要来台北为何不提前告诉他,他说他正在外面上课,要赶过来需要一段时间,让我一定要等他。我说您不用急,我这次来台北,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来看望您的,我还特意约了台湾音乐界的教父级人物颜廷阶教授来茶馆跟您见面,我们会等着您。

不一会儿,颜老先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时间过得很快。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暮色将临时分,林谷芳先生匆匆赶到了。他抱歉地解释说,之所以拖延了时间,是因为他要返回寓所,给我取来一件东西。那是一本新书,依旧是《谛观有情》的形制:一本书配着6张CD,蓝色封套,蓝色布面,书脊上印着银色的书名:《茶与乐的对话》。

我打开扉页请林谷芳先生签名,他略作思索,提笔写道:“侯军兄赏之:逢茶吃茶,逢饭吃饭。谷芳,二○○一、二、九。”

我知道林谷芳先生一向对禅学深有领悟,他的题字仿若赵州从諗禅师的机锋,充满禅意。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也很喜欢那些茶乐,时常翻阅和聆听。每当“谛观”之际,就像在与林谷芳先生进行着一次无言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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