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4年(3)

[ 2005-10-30 16:02:28 | 作者: 校友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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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74年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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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啊书
  我爱读书,自小就爱。文化大革命刚兴起的时候,我还未启蒙。6岁破学,刚识了几个字,对书就有一种莫名的痴爱。我钻进父母的床底下想翻找几块破铜烂铁或牙膏皮换一块麦芽糖润润好长时间不知甜味的嘴巴时,无意中发现一捆蒙满灰尘的画报,如获至宝,一本本地藏进书包里,有空就翻。不料被一个“革命警惕性”高的同学发现了,向老师汇报我看“毒草”。老师从我的书包搜出“毒草”,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跟老师争辩说这不是“毒草”,你看,这里有《战友》的剧照呢。《战友》是一部当时放映的电影,写的是抗美援朝的故事。老师当然不敢说《战友》也是“大毒草”,只是含混地说学校不准看这种书,没收。书给没收了,回到家立即就钻床底下,想换另外一本。不料老师的行动比我更快,已通知家长把书全清出来一把火烧掉了。烧了书我倒没有多大伤心,只是想,烧了,就这样烧了,还不如拿去换两粒话梅呢。
  7岁时父母离异,父亲带我搬到一间新套房,有一厅一房一厨房。父亲很少在家里住,他被“下放”到离城区几十公里的韶关钢铁厂,每逢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上回来,住一晚或转个圈,交给我6毛钱早餐费(午、晚饭我在父亲的单位饭堂搭食,每月另买饭菜票),就又走了。我像只没有人看管的野羊,自己吃自己住自己玩自己上学,养兔子,学勾针织袋,跳橡皮筋,踢毽子,还跟男孩子混在一起玩滚铁圈,鞭陀螺,打弹子,赌香烟盒子。给人欺负,也跟人打架,有一回被人推倒,脸往水泥地上一扑,整口牙全松了。虽说因着无人管教我变得很野,可有一点直至永远我都非常感激命运的,那就是上天赐予我爱读书的天性。那时的书除了“毒草”就所剩无几了。我每天放学都要到新华书店遛达好久。每逢星期一,是我最富有的时刻,我揣着我的早餐费,一本一本扫视书架上的书,然后把其中一本“公仔书”—连环画买回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块银元》、《中国猿人》,还有《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画片……到1974年我回乡时,用一只小箱子把我的这笔财富也搬了回去。
  我在乡下只呆了两年半,年龄从11岁到13岁,好多好多年以后我回乡,想不到村民大都还能认出我。
  他们跟我说起村里流传的一些关于我的故事。有一则说,我帮太婆烧火煲粥,一边塞柴火一边埋头看书,米烂了,粥水烧干了,我浑然不知。有人路过,闻到糊味,踅进来一看,忙对我说,粥烧干了。我竟头也不抬地答他,粥干了就吃饭呗。那一顿饭我和太婆、祖母吃的是什么我已经忘了,但听了这则我毫无记忆的佚事后,当年我的对答却令我感到羞愧。就像宋代一个昏庸的皇帝听说农民没有饭吃问怎么不吃肉一样。当年的我也曾不懂得稼穑之苦,一粥一饭之贵。
  但爱读书却是真的。我意外地在祖屋的厅房里发现一个钉在墙上的小书架,上面有可能是父亲中学时代读过的教科书《文学》,好几本呢。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不管读不读得懂,总之喜欢翻来翻去。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阿Q、九斤老太,李季笔下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笔下的二黑和小芹,还有《水浒》、《红楼梦》、《孔雀东南飞》等等的片段,我都是在这里初读的。也许,这就算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这种启蒙多美啊—“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就跟我日常的日子一个样!我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本没头没尾的《三国演义》,一本少了封面的《青春之歌》,一本从退伍军人处借来的《牛田洋》,连五六十年代的小学生课本也搜罗了一堆。我每天坐在煤油灯下看书直到油尽灯灭。我惊奇地发现那些课文与我学的不一样,却有趣多了。村民们见我嗜书如此,只要有本像书样的东西,就拿来给我看,甚至给过我一本建国初期在农村推广妇女卫生知识的小册子。那本纸页发黄竖版的小册子看得我脸红耳赤,算是最早的性教育。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躺着生,出血少”,配有一个大肚子妇女张开两条大腿躺着生孩子的插图。还有一本讲前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生平的书,薄薄的,却很深奥,我也不畏难懂,乱翻着看,最喜欢看那节狗与铃声的试验,学识了一个科学名词:“条件反射”。
  赵屋的书实在有限,满足不了我。村里有个排辈算是我姑姑的姑娘在公社茶场工作,我喜欢跟她套近乎,她也很喜欢我。只要她一回村,我就跑去她家,做她的一条影子。我还把自己一个最漂亮的心爱的大发夹送给了她,真心对她好。放了农忙假,同学们都要下田,我不用,就求太婆同意我跟姑姑到茶场去住,为的是找书看。茶场里全是年轻人,悄悄的也流传一些书籍。一到茶场,姑姑就四处为我借书。白天,有时我跟姑姑他们一起上山采茶,或者跑到炒茶房看他们制茶叶,晚上,他们政治学习,我就躲在15瓦的昏黄灯光下看书—茶场有电灯。一天晚上,我看的是《徐秋影案件》,越看越害怕,最后惊得扔下书跑出宿舍,想到他们开会的会场去。刚走近会场,听见里面在喊打倒谁的口号,比徐秋影案件中的气氛更紧张可怕,转身又跑回宿舍,钻到床上,偎着被子,一边发抖一边看到底谁是真凶。
  茶场里像《徐秋影案件》一类的书也极少,姑姑找来的书包括各类大批判的教材。记得有一句拿来批判用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说的话:“谁人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对极了,就记住了。
  在茶场里,我发现好几个叔叔阿姨、包括姑姑在内都怪怪的,他们放工后想见面,总是差我去叫人,我不解风情,屁颠屁颠的就跑去。宿舍全在同一排平房,极近,只消转过身就把话传到了。有时把人叫来了,却不懂得给他们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总夹在他们中间窜来窜去。弄得他们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听得我发闷。那时男女作风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谁也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可是在几十个青春勃发的年轻人聚集的茶场,想不发生一点风流韵事简直是不可能的。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我是否成全过几对。
  去了几次茶场,姑姑再也找不出我没有看过的书了。我有点怏怏。不过,茶场里有挺多有趣的事情,比如太阳刚刚出来时踏着露珠儿采茶,比如在一口巨大无比的大锅里用比我的身高还长的锅铲翻炒茶叶,比如在叔叔阿姨们的暧昧关系中充当牵线的角色,所以,就算没有新书看,我也喜欢往茶场跑。
  还有一个地方我恋恋不忘的,那就是公社镇子上的新华书店。书店很小,跟韶关的比起来就像个小房间。可每次“赴街”,我都是冲着它去的。赵屋离公社大概有一“堂”多路,步行而去要几十分钟。一到公社,我的首个目标就是书店。书店的书很少,挂满的是一张张供农民买回去当年画或装饰画贴的图画。书架上有一些面向农民的农科书和政治方面的书,我对这些不感兴趣。适合我的就只有“公仔书”。书店里的“公仔书”我几乎都有“私货”,每次都希望能有新发现。有一回,我终于等到了一本新书,是样板戏《杜鹃山》的连环画,大美人柯湘握拳挺胸的样子一下子就吸引住我。我嚷着叫太婆给我买。太婆说,我今天要给你籴米买肉。我说,不吃饭,吃粥,不吃肉,吃青菜,我就要这本书。这时我已经知道米肉之贵。太婆叹口气,数数手里的钱,终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我捧着新书的那种兴奋,比吃肉痛快多了!
  有限的书籍,陪伴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幻想。在一本写游击队小通讯员的儿童读物里,我深深记住了这么一个情节:当小通讯员吃尽千辛万苦把信送到游击队之后,疲累之极在山野上睡着了。这时,太阳升起来了,树影散落着酣睡的小人儿身上。一个游击队员爬上树,用锋利的砍刀刷一下把挡住晨光的树枝砍断。灿烂的阳光顿时倾洒在小人儿身上。游击队员们就那样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在霞光中酣睡的小人儿红扑扑的稚嫩的脸……在那个时代的书籍里,用的都是硬梆梆的语言,这无意中的美,是那样深刻地打动了我,镌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相信,那些书是成全我今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的是,后来我考上大学,没有把少年儿童时代与我不离不舍的一箱子“公仔书”带上,那些滋养过我的书籍,不知怎么渐渐就失落了。但是,它们的魂却深植在我的魂中,永不剥离。

  粉红衬衫
  父亲大概心里有愧,每次来信都问我想要什么。我每次回信都说,要一件粉红色的确凉衬衫。
那两年,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衣服老是一截截地向上缩短。太婆的女红活做得很好,平时她和祖母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不过新衣服多半是太婆的,祖母总是穿太婆的旧衣,只有过年时祖母才可以得到一套新衣。太婆把我缩短了的上衣的袖子边和下围边细心地拆开,接上一圈颜色相近的布,又折缝回去。放下来的一圈布色明显与全身的不同,还有一道白白的折痕。裤子也是这样,有一条裤子还连接三道裤脚,一茬比一茬深颜色。开始我有点介意难看,出门时总是躲躲闪闪怕碰见人,但穿出去,没有一个乡下孩童笑话我,他们穿的都是破破烂烂补丁纳补丁的衣服,老大传老二,老二传老三的家传之宝,真正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的衣服只是加了一条边,在他们眼里,那衣服要是穿在他们身上就好了。
  父亲有个朋友的女儿叫小毛,与我同龄,但长得比我快,总是比我高大半个头。她家条件好,她总有新衣服穿,短小的衣服就淘汰给我。每次放假我回韶关,小毛的外婆,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家,就会挑出几件小毛的旧衣服送给我。我总是乐滋滋地穿小毛的旧衣服,那些旧衣服后来多半都放了脚边。在长大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习惯穿新衣服。有了件新衣服,总要先多洗几道等它看起来旧了一点才穿—当然,如今我早已没了穿新衣服的心理障碍,却总觉衣橱里少了件衣服,喜欢行街买新衣。
  的确良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时髦的衣料,薄而略带透明,又不易起皱。我对拥有的确良衣服的人充满羡慕。粉红色又是当时除了流行的白色、蓝色、黑色之外我觉得最美的颜色,所以,一件粉红色的确良衬衫,便成为我从儿童转变为少女时期的梦想霓裳。
  粉红色衬衫终于寄来了。那种质地,滑滑的,那种粉红,嫩嫩的,我太喜欢了。可是,穿上身,太长了,盖住整个屁股,几乎直至膝盖。看来父亲有心要让我穿好几年直至长大—果真我一直穿到上大学。那件仿似加大码的粉红色衬衫若放在今天,肯定是一件挺不赖的时装,可是那时,既不兴肥肥大大的休闲装,也不兴把衣服掖进裤腰里,我穿着它,就像一个臭美的小女孩偷穿了妈妈的衣服一样。
  粉红色衬衫的第一次亮相,是在一个公社中学生运动会上。那时都穷,没有钱买统一的运动服,班主任吩咐我们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进场,显示出我们中学生的精神风貌。我非常听话,事实上也想展示新衫给人看,就穿上粉红色衬衫登场了。那一天,我真出尽了风头,那件长及膝盖的新上衣像件“马骝(猴子)衣”,使我成为来自各大队的同学围观的对象。各种各样的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如芒在剌。我参加了其中一个短跑项目,身上的粉红色衬衫像一片轻盈的彩云,飘过运动场,引来了混成一片的喝彩和喝倒彩的声音。我的跑步成绩倒数有名,没有为学校争光,粉红色衬衫也成为罪过,被班主任批评为资产阶级情调。
我的身高在增长,渐渐地,粉红色衬衫变得合体了。平时,我把它压在箱底里,凡有重大的“外事活动”才拿出来穿一穿。它一直保持得像刚刚从缝纫机上车完最后一行线那样新净。
  16岁那年,我穿着11岁时缝制的粉红色的确良衬衫走进我的大学。

  好吃之嘴
  人生而嘴馋。
  在物质贫困的时代,连一粒糖都是一种奢侈。每次我从小城返乡,父亲都要准备一包糖果饼干用来分派亲友和街坊邻居。每回,太婆都会“截留”一点,留给我慢慢享用。能截留的分量很少,所以过不了多久,就没有从城里带回来的东西给我“甜嘴”了。
  我是有18斤城市居民定量粮票的。到了12岁,定量好像长到24斤。那时,粮票是可以换钱的。没有钱,光给粮票也能换到东西。在韶关生活的时候,我就曾用粮票换过钱,换过农民用竹筒子量着卖的岗稔子,换过黄糖做的硬梆梆的雪条。最值钱的是全国通用粮票,我手里捏的虽说是广东省通用粮票,也蛮好用的。回到乡下,父亲寄回供我吃饭的粮票和钱全由太婆收取,不像从前自己到食堂去买饭菜票可以买少一点,“贪污”一点—当然我贪污的是自己的口粮,手里就有一点可以买“公仔书”和买点零食的余钱。自己没有买东西的能力,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一家之主的太婆身上。
  每逢太婆“赴街”归来,我都能得到一包饼或几粒糖什么的。那当然是不足够的。祖母下田回来,我总要迎上去眼巴巴地望着她的手。祖母就会把手伸进大襟衫斜侧的兜里掏啊掏,掏出来的有时是一把带着黄土的花生,有时是一把山上地蔓结的野果。有时却是空的,空着手的时候祖母就会歉意地笑,一笑,就露出缺了好多颗牙齿的牙床,瘪下去的嘴角绽放出的皱纹充满一种我当时还看不懂的表情。
  在我家的阁楼上有一些大肚子瓦罐和几口缸,其中两个罐子装着花生,一个是满的,一个半满。我先向半满的下手。罐子肚大口窄,看不到里面到底有多少,手伸进去抓一把,再摸一摸,感觉不到有少了的感觉。可日子一久,手伸进去竟只摸到罐壁,摸不着花生了。便又向满罐的下手。满罐的掏出一些,抱住罐子用力摇一摇,花生松浮起来,看上去还是满的。后来次数多了,再怎么摇花生也浮不起来了。
  太婆发现了我的劣行,没有骂我,而是好言好语地说:“满女,那是留的花生种,吃不得的,吃了明年拿什么下种?”我总是点点头。又总是忍不住去摸一把出来,生吃。花生剥开,花生米扔进嘴里,花生壳还得费心“毁尸灭迹”,以免让太婆发现了又一通唠叨。
  装花生种子的罐子旁边的大缸里,有时会藏着一挂捂在干稻草丛中的芭蕉,那是祖母从自留地的芭蕉树上砍下来的。每天,我都要爬上阁楼掀开稻草看它熟了没有。一见它的皮发黄了,就掰下一根剥了皮用牙齿一点点地咬着吃,那口感,那滋味,嘿,真甜!我什么都瞒不过太婆的眼睛,她又弹唱起老调:“满女,那芭蕉是要拿去墟集上卖的,卖了钱给你买煤油点灯。”我知道因着我看书的习惯,要比一般人家消耗更多的煤油。但看书归看书,嘴也要解馋呀。一俟芭蕉半熟,为防我把它一根一根地偷吃光了,太婆便连忙把它拿到墟集上卖了。当然,剩下几根又瘦又小卖相不好的,自然留下来填进我的嘴里了。
  太婆有一手腌咸菜的好手势。她腌制出来的咸菜在墟集上是最畅销的。除了腌菜头,她也腌咸鸭蛋。有裂缝的没人要,就煮给我吃。当我知道有裂缝的蛋可以归我享用时,总是趁太婆和祖母都不在家的时候悄悄钻进床底下打开坛子,摸出一个,在坛边上敲敲,待吃饭的时候就催太婆去看坛子里有没有带裂缝的蛋。当然,每次总能找到一两个的。太婆的卖咸鸭蛋计划在我的馋嘴下遭到毁灭性破坏,血本无归。后来,她就光腌咸菜不腌鸭蛋了。
  锵当锵卟,卟叮叮锵。村围子上空飘来这样的声音时,就是货郎来了。
  货郎只有一挑担子,可那挑担子是个百宝箱。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还有扮靓靓的红绸绳,花手绢、雪花膏……
  我最爱的却是麦芽糖,粘粘的,咬一口,满嘴的丝扯得老长。还有姜糖,一粒粒厚厚实实,含在嘴里可以吮上半小时,还有桂花糖,黄灿灿的,上面洒着芝麻,咬一口喀崩脆,又香又甜。但人家不会白给你吃,要用钱买,没有钱,用东西换也行。破铜烂铁牙膏皮可以换,破塑料鞋烂雨衣可以换,鸡鸭鹅毛鸡内金可以换。每次一听到锵当锵卟的呼唤,我就满屋子的角角落落寻,每次都少有收获。若嫌不够,还翻开自己的小钱包,掏出一分两分私房钱,自己买个欢喜。手里有了钱或有了可交换的东西,气便粗了,便指唤货郎,我要这,我要那。然后一手举着桂花糖,一手扯着红头绳,并不顾旁边其他孩童直勾勾的目光和一颤一动的喉咙。待意识到自己太张扬了,才把碎糖屑摊在手心,向孩童们伸去。孩童们便像一窝小鸡,呼地围上来,脏兮兮的小手像尖尖的鸡嘴子,啄啄啄,我的手心便连一丝糖味儿都没有了。
  吃的东西太少,便想尽千方百计。村里有个比我大两三岁的男孩,叫阿伟,与我在赵屋小学共读过一学期书,我上中学后他就辍学了,可我还是喜欢跟他玩。跟着他,能吃到一些平常吃不到的东西。比如小鱼呀,泥鳅呀,青蛙呀,蛇肉呀。
  鱼和泥鳅是我和阿伟合份捉的。他领着我,带着脸盆和畚箕,穿过细细的田埂,走到田间青草掩映的水圳边,由他物色好其中一段,先在上游挖几块大草填到圳里,把水一断,然后在下游筑起一道防止鱼逃跑的短坝,再用脸盆快速地把水戽掉。水戽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会发现泼刺着身子的小鱼在泥水坑里挣扎。阿伟便动作迅疾地把它们一一捉到装着水的脸盆里。鱼捉完了,再挖泥,又有泥鳅落在他的手里。我笨手笨脚的,筑堤坝会漏水,戽水动作又慢,见到鱼和泥鳅只会大呼小叫却不敢下手。不过阿伟不介意,有了收获,就会他一条我一条地与我平分。阿伟辍学后算是个全劳力,没有太多空闲跟我玩。我便学着他的样子独自去戽鱼。我不知道这是要经验的,尤其是选择有鱼的水圳地段。往往待我好不容易把水堵住了,戽干了,却一条鱼也没有,白做一场。
  青蛙和蛇是晚间才能捉到的。我没有胆量跟阿伟一起去。他有了收获,时常会关照一下我。我当然也毫不客气—我还不懂得客气。
  冬天,我们还可以挖到马蹄。马蹄们藏匿在稀泥下面的硬土里,露出细细的犹如松树针叶的叶茎,很难辨认,稍不小心,就挖到水草了。我跟着阿伟,把手指插入土里。先是他挖出一颗,递给我,马蹄上粘满泥,我把它放在旁边洼里的水漂洗一下,露出乌褐色的皮,把皮咬掉,就是白色的肉。脆脆的,甜甜的,一口汁液溢满口腔。阿伟又挖出另一颗。这回他没有递给我,而是就地在浅水中洗一洗泥,就整个咬进嘴里,咀嚼一会,吐出一口烂烂的黑白浆色的渣子。挖马蹄的手指很疼,水又凉,所以,只是浅尝辄止。
  乡下有一种活动叫“打斗四”,就是几个人你出米我出菜他出油盐合起来煮一锅好吃的大家共享。受阿伟怂恿,我把他和另一个叫阿花的女孩子带到我家的菜园子,把祖母种的雪豆荚一下子摘了一大脸盆,拿到阿花家煮“雪豆饭”。这厢饭刚煮熟,那厢祖母已发现雪豆被偷光了,正当街当巷叫骂。
  祖母的叫骂像唱歌一样,从围子大门口开始,绕着围子的石卵街一路骂将过去。祖母的声音不大,但尖细,拖长了音调,骂吃了她的雪豆的人会肚子痛,骂偷了她的雪豆的人手会生疮。我听着听着,心就惊跳起来,生怕祖母的诅咒会在我身上应验,忙跑出去拉住她的衣襟,叫她别骂了,回家吧。可担水过路的村人都说,骂,该骂,骂得不够狠,亮大喉咙骂。真的,祖母心善,诅咒偷了她的雪豆的人会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吃了她的雪豆的人会头钻土脚打鼓死得眼鼓鼓之类的话骂不出口。我怕祖母听了别人的话骂得更狠,就说,阿嬷,别骂了,又骂不疼偷的人。祖母说,可骂得疼偷的人的心。我的心一哆嗦,想,真的骂疼了我的心呢!祖母又抚着我的头,说,不是阿嬷要骂人,活在这世上不硬气一点就会被人欺侮。偷东西的人,你不骂骂他,下次他还偷。
  长大了才领悟,祖母以及乡人这种骂街形式其实就是一种天然的道德教育。骂街是一种造势,一种舆论,乡村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用这样一种看似撒野的舆论形式公开谴责不道德行为,淳化民风,祛邪扶正。这种骂声不时响起,被骂的人和听到的人都受到教育。那一顿雪豆饭我只匆匆地扒了两口就回家了。阿伟和阿花都说我亏了。可我实在吃不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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