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4年(2)

[ 2005-10-30 16:03:35 | 作者: 校友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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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74年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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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屋小学
  我在赵屋小学只读了半年书,五年级下学期。
  赵屋是我的老家。赵屋是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个大队。赵屋全村人都姓赵,全村人都是远亲近亲,我排的辈分最低,见到一个在襁褓里叼着奶头的娃娃也得叫“叔公”。在我的观念中—也在我身边周围的人的观念中,赵屋是我的“乡下”。我的家在离“乡下”百里外的小城,那里有我已各处一方的父亲母亲,赵屋只是我暂时栖身的地方。事实上我回到赵屋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赵屋小学很小,小得不像个学校。我去注册的时候,由太婆领着走进破落的宗祠,还以为太婆是要到设在这里的大队小供销社给我买一粒糖或一两带糠味的饼干。
  宗祠和祠堂给我的印象总是很神秘的,神秘得令人畏惧,总与鬼神挂钩。我听见从宗祠深处发出的孩童嬉笑声,才知道这就是我的新学校。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在中国农村,最初的学堂有许多都是设在不知哪个年月建造的族人宗祠里。从前这里香火弥漫,烟雾缭绕,纸灰遍地,虔诚的族人们跪在各色神明和列祖列宗面前五体投地,求拜、唱祷和祝福。他们希望神明和祖宗能在他们的劳苦耕作中成全他们的安康和富足。后来,共产党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次又一次的破“四旧”,越破越彻底,越破越干净。原本设置着的钟鼓、香炉,供奉着的玉皇、三清、菩萨、阎罗王和列祖列宗诸神位统统被一扫而光。宗祠门楣的对联早已没了原文,覆盖其上的是朱红大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很不谐调,但很有时代气息。昔日神灵的栖息地变成吵吵嚷嚷的学堂,村人们也就把供奉祖宗和神明的那份诚敬全部“抵押”给了子孙后代。
  学生全都是赵屋的孩子,没有一个外姓,老师点名从不带姓。记忆中赵屋小学只有两名老师:一名公办老师,兼校长,教三、四、五年级,是外面派来的人;一名民办老师,本村人,大致有初中学历,教一、二年级。
  校长笑容很好地接待了太婆,把我安置到五年级课室。
  这就是我的课室啊?我惊呆了。
  宗祠后院最边上一间小得不得了的小屋,横不过三步,纵不过六步,一面墙上钉着一块涂着不均匀的黑漆的木板权作黑板。黑板前一块比板凳宽不了多少的裸木放在垫起的砖块上,这算是讲台。黑板和讲台之间,也就只留了个让老师转身的位置。挨着讲台,是两条一高一矮的木板,高的略宽一点,是课桌,矮的窄窄的比巴掌大一点,是课椅。5个五年级的孩子挤成一溜坐在课椅上,身子是不可能转动的。这与我在小城一个班五六十人的标准课室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有点不知所措。校长叫我坐到最里边去,已经坐着的同学便一个个从课桌课椅间侧着身子挪出来,等我进去坐稳了,才又一个个侧着身子回到位置上。多了一个人,课桌课椅立即变得更挤了。我忽然间很想哭,可同学们都好奇地望着我,便只好忍着酸酸的鼻子用力往里吸,不让里边的水流出来。
  接着开始上课。校长说的是客家话,一堂课下来,我没听懂几句。校长点名叫我读课文时,我的普通话令同学们羡慕不已。由于课室狭窄,中间下课时间我都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放学了,我站起身向外走,坐痛的屁股蹭着墙。
  太婆居然在宗祠门口探头探脑地等着我放学。一见我出来,就颠着一双解放脚迎上来,一迭声问“惯不惯?”又从怀里摸出一小包饼干放进我的手里。我说不出话来,就使劲把饼干往嘴里塞。
  校长走过来,向太婆表扬了我几句,太婆满是皱褶的脸上便放出光芒。太婆的手又伸进斜襟唐装衫里的口袋里摸了半天,掏出了两块钱,对校长说,能不能帮她到公社买一盏大号的煤油灯供我看书写字用。校长接过钱,满口答应。
  过了几天,我已经适应了这样的课室这样的同学这样的老师了。太婆来学校向校长讨要煤油灯。校长拿出的却是一副乒乓球拍。他对太婆说,这乒乓球拍还是归小燕,不过,她会让同学跟她一起玩的,呵?我不知道太婆当时的心情,不过我看见太婆的脸上仍然挂着笑,说,好,好。两块钱啊,我的煤油灯啊,就这样捐给了学校。第二天,太婆不再假手他人,亲自到公社去给我买回一个大号的煤油灯。
  校长在宗祠的天井里搭起一块大木板,算作乒乓球台。赵屋小学终于有了第一件体育用品。那副乒乓球拍名义上是我的,可轮到我玩的机会却不多。同学们因为破天荒有了一种文明的新游戏,个个争着玩。有时,气急了,我也会嚷一句“这是我的!”可没有人理睬我。
  在赵屋小学我的第一个收获是虱子。由于同学们挨挤着坐,不知谁头上的虱子就跳到我头上来了。虱子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因为头上有虱子我怕被同学讥笑而不愿再上学。其实谁又会笑话我呢?农村的孩子几乎个个都是虱子的暖巢。太婆安慰我说,房将塌,鼠先逃;人将死,虱先跑。人的身上有虱子是因为有人气,哪个人身上不长虱子的呢?无论太婆怎么说,我都无法接受虱子在我的身上安营扎寨。太婆见我对虱子那么深恶痛绝,只好对虱子施加杀手。她用点灯用的煤油往我的头发里揉,再用布把整个头紧紧地包裹几层,要把虱子闷死。这场虱子歼灭战打得很艰巨,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讨厌煤油味,有一次太婆又往我头上浇煤油的时候,我又哭又闹,死活不干,还手脚乱蹬地嚷嚷说情愿死了算了。那是我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我把那段时日的所有怨愤和不满通过虱子发泄出来。吓得太婆以为我撞鬼了,拿起我的一条底裤往我身上一个劲地拍打驱鬼。
  头上的虱子是什么时候被灭绝的我已毫无印象,也许,到了后来我就习惯了它们在我的发丛中快乐地生活,我任由它们吸我的血,挠我的痒痒。我们友好相处直至我回城之后自己买了一瓶樟脑油一股脑地倾倒到头发上,彻底地埋葬了它们。
  记忆中1974年的初春非常寒冷。我坐在课室的角落里,左臂贴着墙,后背也贴着墙,墙上的凉气不用一节课就穿透了我的冬衣。那墙还有裂缝,风无隙不入,再钻进我的骨头,总令我不胜寒。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同学牵着一头大水牛来上学,放学后他就要直接去放牛。灵机一动,我叫他在课室外墙边钉一个木桩子,把牛拴在那里。牛庞大的身子往墙上一靠,为我挡住了风,隐隐约约还能嗅到牛温暖的鼻息。我很感激那头为我御寒的大水牛,放学后总要扯一把最嫩的青草孝敬一下它。
  农村学校的作息时间与城里不同。上午是7点钟上课,9点半放学;下午是3点钟上课,5点半放学。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给学生们回家帮做农活。我直至现在还觉得奇怪,那时家里没有钟,没有手表,可我却从来都没有迟到过。
  在赵屋小学那一个学期文化知识我可能没有增加多少,但明显的,我在向一个“乡下人”转化。
  在乡下孩童的眼里,我像个来自外星球的“异类”。我的口音、我的穿衣打扮、我的行为,都成为他们观赏、议论的内容。
  初春,我穿着鞋袜去上学,被孩子们当猴子一样围观。他们议论我的尼龙袜,议论我的松紧鞋。我经受不住他们的目光,自觉地脱掉袜子,光着脚板套上鞋子。天气热了,我穿上花裙子,更是一个突出的风景,有调皮的孩童索性把头钻进我的裙子下面,也不知他想看什么,吓得我飞逃。我只好把花裙子束之高阁。后来,花裙子被太婆用针线把裙边缝在一起,在裙头加了根绳子变成了一个布袋子,拿着去“赴街”(赶集),也挺酷的。很快这条独特的花布袋就被贼人看中,不问自取了。下雨天,我打伞,被人追着喊“新娘子”,我便弃伞而用斗笠。我的口音开始发生了变化,我读书不再坚持用普通话而改用生硬的客家话……想想今日买衣穿衣非要不与他人同,是不是对那时被迫“同化”的一种叛逆和补偿?

  我是“富农”
  赵屋是条小村,没有中学。那时小学实行5年制,半年后,我到邻村高车坝读中学。
  高车坝大队隔赵屋两座山坡,大概四五里路程。高车坝的学校比赵屋小学像样多了。那是一座正儿八经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齐全。每年级人数很均匀,都是二三十人左右,正好一个班。
  赵屋小学连我在内的6个毕业生只有两个与我一道上中学,开学不久又有一人退学,另外一个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身影。坚持上完初中两年的赵屋学生就只有我。去报到那天,班主任问我是什么家庭成分。在返乡之前,父亲曾千叮咛万嘱咐填家庭成分一定要填“干部”,因为他是国家干部。在赵屋小学,我这样填了,校长没有提出异议。这会儿班主任突然这么一提问,我的心就慌了。我支吾着答不出。我不敢理直气壮地回答“干部”。班主任说,你家不是富农吗?不知为什么,我慌乱地点点头。于是班主任就在入学登记表上家庭成分那一栏用笔飞快地把“干部”二字重重地涂掉,然后写上刺目的大大的“富农”二字。在成分论和血统论主导思想的时代,班主任这千钧一笔,奠定了我在新学校的地位—被歧视和被侮辱的地位。
  高车坝学校的作息时间与赵屋小学相同。我没有什么不习惯的。依然没有钟表却从没迟到过。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奇妙,一时被捧得老高,一时被无情践踏。刚开学,初二的班主任就老来借我的作业本,拿到他的班上去展览。据说他一次又一次对他的学生说我的字漂亮,我的作业本整洁,还充分展示那上面很少夹有叉叉的红勾勾。还有,他总强调我的年龄之小。农村孩子一般上学晚,有的八九岁才上一年级,我6岁启蒙,上初一时也才11岁,而我的同班同学好多都十四五岁了。初二的学生因此而感到羞愧,有人从此发愤学习,并努力考上了高中,挑着行李和米袋到公社中学去住读—临走时,还特地找我要了我的一本旧作业本作留念。
  正当我的名声在高车坝学校日隆,没多久初二的班主任对我的作业本突然没有了兴趣,再也不来向我借了。他前一阵子的行为曾给我极大的鼓舞,使我认真保持住作业本的整洁和红勾勾。但当我一次次暗暗希望他再来借作业本又一次次失望之后,我的作业本渐渐就失去了过去那种风采。字迹变得鸡爪子似的,红叉叉代替了红勾勾。
  对我特殊看待的不光是初二班主任,还有体育老师。体育老师教全校所有班的体育课,他一点也不像搞体育的,肤色白皙,说话细声细气,举止非常斯文。听说他是印尼归侨,在学生的眼里就多少有点神秘。公社要组织一场中学生乒乓球赛,也许是因为我不用干农活,有的是时间,体育老师看中了我,每天放学后叫我留下来,在水泥台子上训练我打乒乓球。我学得很认真。如果就这样一直打下来,也许我的命运会因此有所不同。可是,这场训练很快就莫名其妙地中断了。一天放学后,我依旧留在课室里等体育老师来叫我,可是等啊等,肚子都饿扁了,还没有听到体育老师那一声叫唤。我便去他的宿舍找他。老师的宿舍就在课室旁边,我看见体育老师正在他的煤油炉上煮面条,我叫了一声老师,他抬起头,看是我,似乎叹了一口气,用爱怜的目光注视我好一会,才说,以后你都不用等了。我的鼻子刹时酸得像要掉了,我扭身就跑。跑出学校老远,我的眼泪才敢流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初二班主任和体育老师对我的态度突然180度急转弯,根子可能就在我的家庭成分上。因为我是“富农”,所以不能享受贫下中农子弟的权利。
  班主任姓陈,兼任副校长,不过好像他的风头比校长大得多。他的眼睛老是像进了沙子似的眨个不停,所以无论老师学生都叫他“眨眼陈”。我算是最有教养的了,只有腹诽时大概叫过他的花名,绝大多数时候我都老老实实地叫他陈老师。陈老师并不因为我对他恭敬而给我摘掉“富农”的帽子,相反很有可能他认为我是心怀鬼胎,是潜藏的阶级敌人,是披着人皮的狼。所以,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剥开我的“画皮”。初中课本有不少毛主席语录,那个时代选择的毛主席语录大都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类。陈老师总是活学活用,用我来打生动的比方帮助同学们加深理解。我最记得他解释“阳奉阴违”一词时,只用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和一句简单得无以复加的话,他像贫下中农血泪控诉地主一样伸出右拳食指,指着坐在后排的我说—就像小燕一样。高车坝大队只有刘姓和吴姓,加上赵屋来的学生,也只有三种姓,所以也习惯略去姓而直呼其名。“小燕”本来是个很好听的女孩名,可是从陈老师的嘴里出来,就成了一块臭石头。我弄不清楚我“阳奉”了他什么,又“阴违”了他什么。幸亏这个词比较拗口,同学们只叫了我两天“阳奉阴违”就弃而不用了。因着陈老师的语文课,我身上累积了大量“罄竹难书”的恶词花名,如“两面三刀”、“死不悔改”。多年后回想起来,我很奇怪当时自己对此竟然能够泰然若素。我依旧每天一大早就背着书包独自穿过乌鸦“啊啊啊”地叫个不停的松树林,准时出现在学校里,心里想着今天陈老师又该给我换一个外号叫“灰尘”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了—我最喜欢翻看语文书,陈老师没有讲到的课文我都看过了,根据进度,该讲到“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或“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陈老师有一个独特的“创举”,就是拿社员的工分簿用作学生的成绩手册。每个学生人手一册,像社员出工一样天天登记。陈老师认为劳动是最重要的,每天按社员一个强劳力的工分10分为基数,文化课半天算1分,劳动课一节算4分,上下午来上学者,得2分,劳动计件的按件计分,不能计件的看表现。因着我从不迟到早退无法扣文化课的分,可劳动分就惨了。那时学生劳动比上课还多。教师食堂用的柴草,要学生从家里挑来;学校试验田的青肥,要学生采割;甚至学校搞勤工俭学,烧石灰卖,那石头柴草,亦是由学生采集。最难理解的是每逢有劳动任务,最重最难的陈老师便交给我。我交的柴草和肥料什么的永远都要比别人多。比如别人要交100斤柴草,我就要交130斤;别人要交500斤烧石灰的石料,我就要交600斤。我刚回乡下,因着年少,家里从不让干农活,实实在在是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寄生虫”。加上同学们个个比我年龄大,劳动经验丰富,就算我拼了命,也无法跟别人同时完成任务。陈老师非但毫无怜香惜玉之心,反而对我紧密监视,随时随刻想把我这个“伪装革命”的“小美女蛇”揪出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对着那条空手走在上面都会发抖的崎岖小路咬着牙挑起装满石块的畚箕时,一个比我大得多的高年级女同学默不作声地把担子里的石块移到她那里,快到石窑了,才把石块重新放回我的担子,让我在陈老师不停地眨着眼皮的视线下超额完成任务。成绩手册上的记分要盖上陈老师的私章,又有同学悄悄把陈老师的私章偷出来,往我的手册上一溜盖下去,然后全部填上9分。陈老师的“工分式学生手册”有没有作为一个重大经验推广出去,我不得而知。不过到了后来,连他自己也不那么来劲了,任由同学们胡填“工分”胡盖他的私章。
  陈老师视我如仇,非常有趣的是,素日里他这么对我,可是用得着我的地方他又绝不吝啬把我推出去。公社举行中学生乒乓球比赛,虽然他不让体育老师给我开“小灶”,可临到要派人出场,又非我莫属—自然,我大败而归;公社举行中学生文艺汇演,学校要出节目,他也可以暂时把我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让我参加宣传队,登台表演,发挥我的特长—过去在韶关市的小学里,我一直是文娱委员;最令人喷饭的是,高车坝大队在学校门前的大坪上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社员大会,因着我一篇东拼西凑的命题作文和我比农村孩子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成了学生发言代表。陈老师在讲台上大声宣布:“现在由红卫兵小将小燕同学发言!”我从一个“富农崽子”平地升为“红卫兵小将”,内心那种激动,那种“翻身做主人”的崇高感觉使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呆坐着不动。陈老师又重复了一遍,“红卫兵小将小燕同学”几个字在扩音喇叭中震响,全场向我嘱目。我云里雾里地上台,云里雾里地咳几声清清嗓子—不是有意咳的,实在是嗓子又哽又痒,又云里雾里念完作文,然后云里雾里回到坐位。这一天,我又多了个外号“红卫兵小将”。这个外号比所有“阳奉阴违”一类的外号都短命,因为陈老师一听见有同学这么叫我,立即就下了禁止令。
  我是“富农”,这令我过早深刻地体味到人世间的人情冷暖。每年,都有解放军拉练路过赵屋,有时部队驻扎下来,会向老乡借煤油灯干稻草什么的。一次,一个解放军叔叔来我家借煤油灯,我立即把我读书用的大号煤油灯灌满煤油,贡献出去。过了一会,解放军叔叔又倒回来了,我以为他还要借什么,殷勤地接待他,却见他把煤油灯还了回来。我追出去,在煤油灯闪烁的昏黄光线下,我发现我家的门板上被人用粉笔划了一个大大的“×”号。这个“×”号,就像红字,永远烙在我家人的身上。现在想起来,还为那个小兵捏一把汗。因为事先没有认清贫下中农的门户,他这一乱进门说不定就会被开批判会,说他走进阶级敌人的门里边去了。为了不连累解放军叔叔,也因着自卑,后来有解放军叔叔不小心走到我家门边,我都会自觉地指示他先看清门板上的叉叉。而每一个解放军叔叔看见那个叉叉都会立即向后转,小跑撤退。
  有一年冬天,一队解放军炮兵在赵屋围子对面的山坡上实弹训练。村里的孩子们呼啦啦跑去看热闹,我夹在其中,好奇又惊异地看着解放军修筑工事,擦亮大炮和炮弹。还没到发炮时候,解放军叔叔很热情地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我的普通话说得比解放军叔叔还标准,使他们很奇怪。他们问了好多话。我一边答着一边心里暗暗庆幸,幸亏他们不知道我是“富农”,否则他们就不理我了。一个解放军叔叔指着我的脚说,看你的脚……因为向农村孩子看齐我没有穿袜子,脚跟脚面冻裂出好多道口子,又黑又粗。我忙把脚往后缩,趁解放军叔叔不留意的时候,飞快地跑回家,舀了一盆温水,把脸和脚细细地洗干净。我的脸颊也被寒风吹冻出了一片片小鱼鳞似的细碎皲痕。洗过脸脚,我往脸颊涂上一层蛤蚧油,又穿上袜子,然后再跑过村头渔塘的堤坝,回到炮兵阵地。那个留意到我的脚的解放军叔叔已经坐在一辆大卡车上,正准备离开。看见我跑来,从车头探出身子笑着对我说,今晚我们那边放电影,我带你去看吧?看完再坐这车子回来。我很想爬上车去,可没有跟太婆或祖母说一声,又想起太婆近期不准我到东边去的规定—她偷偷找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往东方走会有大灾,而解放军叔叔的车子要驶往的正是太阳升起的东方。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往车上爬的冲动。卡车开动了,我追着跑到山坡上,目送它的消失,心里充满了懊悔。长大之后,我偶尔想起这一幕,就会猜测,如果我坐上了解放军叔叔的车往东方去,会发生什么事呢?真会有大灾降临吗?又抑或会提前破除命运对我的恐吓?无论如何,我对那个给予过我关心的解放军叔叔充满热爱。后来几天,我一放学就往炮兵阵地跑,不过,再没遇见那个解放军叔叔。一阵轰隆隆的排炮发完不久,部队就撤了。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解放军拉练野营路过村庄要认清成分门户以免摸错阶级敌人的门,下乡的工作组更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与地富反坏右划清界限。工作组来到赵屋,社员们什么感觉我不清楚,反正我挺高兴的,因为总算多了点新鲜的人物事件。工作组里有一个后生仔,挺俊朗的,白天用自带的铁桶挑大粪浇田,傍晚就蹲在鱼塘边捏一把虬成团的稻草翻来覆去地擦洗桶,洗罢,还把桶捧起凑近脸,像头狗一样耸起鼻子使劲地嗅桶里还有没有大粪味,然后借村民的吊桶打井水,倒到洗干净的桶里,挑回宿舍烧水煮饭。我太婆见他一对铁桶既要装大粪又要装食用水,胃口肯定会受到影响,就好心地说要挑粪时,就来我家借尿桶吧。不想太婆的好心却把他吓坏了,他倒没有说出太婆拉拢人心,打击工作组的劳动积极性一类的话,却如同避鬼似的逃离。太婆也不以为忤,她就是那样的人,她施与的,你受就受,不受,也不会伤她的心。我不知为什么对这个后生仔特别感兴趣,老是跟在他的屁股后头与他搭讪,倚靠在他住的小屋门框看他烧火做饭,问他有没有书可以借给我看。他借过我一本书,书名我忘了,我一口气就看完了,又去缠着他想换本新的。开始他对我还笑眯眯的,后来大概知道了我是富农崽子,一看到我就扭转身避而不见,我不识趣,偏要跑到他面前跟他打招呼。最后他忍不住了,对我说,以后你不要再跟着我。我再年少无知,也明白我已经失去了他的友谊。那种失落,那种说不出滋味的心情,一直硌了我好久。
  在高车坝学校的两年初中生活在不停的劳动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农村没有初三,我知道韶关市的中学有,写信给父亲坚决要求返城读初三。这时,父亲的新妻子似乎还没有最后落实,不过也没有太多的理由继续把我留在乡下。他回信同意了。我高兴地要陈老师给我写转学介绍信。陈老师给我的鉴定中有好多条“不能吃苦耐劳”、“骄娇二气严重”一类的评语。唯一庆幸的是,在我的各科学习成绩一栏中,他如实地填写了我的成绩,清一色的95分以上,人见人爱,这使我在后来回城找学校的时候有了一些“资本”。而“富农”的帽子,也因着我回城之后在任何表格的“家庭成分”一栏一律填上“干部”而自动摘掉了。还记得我第一次还原“干部”家庭成分时那种战战兢兢,那种害怕被“戳穿”真实面目而被重新打入另类的恐惧。其实,如果不是陈老师的“认真”和革命警惕性,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富农”的一分子。做了两年“富农”分子,平添了多少喜与悲,体味了多少人生的善与恶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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