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始终有梦的城市,我们永远年轻

[ 2014-07-22 09:26:31 | 作者: 鲲鹏展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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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崇华,我爱人是王小盛。1984年,我们放弃北京的安逸生活来到深圳,到今年刚好30年。还记得刚来时,深圳的规模非常小。作为深圳早期的建设者之一,当时我们的想象是:深圳未来会是一个拥有五六十万人口的小型城市。我们没想到深圳的改革开放会起到全国示范作用,也没想到这座城市后来的发展会达到如今的高度,更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与深圳的发展、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而自己成为一个恢弘时代的小小缩影。如今回头,我们为自己能见证这波澜壮阔的30年而自豪。

  夫唱妇随南下深圳

  我们之所以来深圳,是因为王小盛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们从小在北京长大,王小盛和我都下乡插过队当过知青,后来他又去当铁道兵。上世纪80年代初,他调回北京铁道兵机关当干事,做的事情比较琐碎。那时我也从吉林省的知青办调回了北京工作,我们俩都三十出头了,本该是安定下来的时候,可是王小盛不喜欢机关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他更希望到基层去,做点实在的事情。

  王小盛在报纸上看到深圳在搞经济特区,在他的想象中,那里会有很多开拓性的、打破常规的建设,于是他就想转业到深圳去。但他既不是深圳人,也不是在深圳入伍的,父母、爱人都不在深圳,不符合转业去深圳的条件。他跟领导说了自己的心思,但领导也知道他的个性是留不住的,就说:“我们这边没问题,但那边不接收我们也没办法,这要你自己去活动。”

  那时候干部的档案是要人随身携带的。当时,单位有600个转业干部的档案要带到广东,领导就安排王小盛带过去,交接完了,广东省军转办的人就问他:“你个人有些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吗?”王小盛趁机说:“你们把我给接收就行了。”对方说:“行啊。”他说:“我要到深圳去。”对方就犯难了,说:“我们办不到啊。深圳要按照政策才能去,像你这种个别到深圳的情况,你得找关系,要省级的干部批条子。”最后,王小盛还真找到了关系批下了条子。

  1984年4月,王小盛转业到了深圳。而我是随军家属,只能自己在深圳找工作。当时我在北京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了,找了好多公司,他们都说:“我们公司才科级,你的职位太高了。”我说:“没关系,我不考虑级别。”但我还是被拒绝了。在深圳住了3个月,终于落实了接收单位——市财贸办。同年11月份,我也正式来到深圳上班。

  其实,我跟深圳是有渊源的。1918年,我的母亲出生在宝安县葵冲潘屋福田世居,后来参加了东江纵队,1946年北撤山东,离开了家乡。1982年,我第一次随母亲回宝安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深圳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了。所以最初当王小盛和我说要来深圳时,广州的亲戚都很奇怪:“我们广州的人都不愿意去,你们在北京好好的,怎么跑到那里去?”等我们去深圳的事情定了,去北京的街道办迁户口时,工作人员问:“深圳是个什么地方?没听说过。我们这么长时间都是办回北京的,没办过出北京的。你可想好了,出了北京就回不来了。”见我点了头,“啪”一声,公章一盖,我们就把在北京的根拔掉了。

  参与筹建免税公司

  在深圳工作以后,我深深感到这里确实是改革开放干实事的地方,跟内地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政府机构非常精简,所有的政府、市委机关都在一栋大楼里。我所在的财办一共就二十几个人,负责整个城市的财贸口,包括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和全市的进出口业务商业贸易等,由分管财贸的副市长甄锡培直接指挥。办事不用扯皮,没有人浮于事,效率非常高。有些公司大热天会送些饮料来,我们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1987年,由于深圳市要完善特区的投资环境,就跟中央要求在特区内成立一个免税商场。当时,许多香港人逢年过节就回内地探亲,还有不少外商长期住在深圳办厂、投资。由于香港很多东西都比我们这边的便宜,种类也多,所以入境关口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很多香港人排着长队,拿着饼干,背着衣服,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于是,特区就提出办一个商场,卖免税的香港日常用品,价格与香港直接接轨。这样,香港人和外商就不用那么辛苦带东西,又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

  1987年10月18日,深圳经济特区免税商品企业公司成立,国营外币免税商场在国贸四楼开张。原财贸办商业处的陈庆联出任总经理,我和另一位糖烟酒公司的副总出任副总经理。

  在免税商场,只要顾客出示港澳通行证或护照,拿外币就可以直接购买免税商品。社会反响很好,生意也很红火。公司筹办之初,国家只给了10万块钱和免税政策。免税公司就凭这10万块起家,发展到在深圳市内拥有4家免税商场,既搞零售又搞保税仓储,既有商场又有工厂,成为深圳市的一类企业。公司在最高峰的时候,一年营业额是10个亿,利润1个亿。我们在当时的深圳,可以称得上零售行业里的龙头企业。

  亲历公司裁员改制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来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根据市场的发展不断调整政策。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的零售市场已经放开了,沃尔玛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开始涌现。1995年,国家取消了特区内的免税政策,免税公司首当其冲。

  免税公司是在国家给予特殊优惠政策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虽然我们重视企业文化和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也很强,但在公平竞争、激烈角逐的市场环境中,免税公司也存在一种老牌国企的优越心理,员工的竞争和服务意识比较薄弱,缺乏主动性和拼搏精神,公司在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也比较僵化。失去了原来的免税优势后,有些商场的经营效益下降,甚至出现亏损。

  2000年,我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直到2004年退休,期间4年正好赶上国企改革。当时国企改革的方针是“抓大放小”,像免税公司这种不属于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就属于被“放”的范围。我作为当时企业的领导人,除了抓企业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外,还负责企业的改制工作。因为当时免税商场的店面都是高价租来的,免税政策取消后,有些商场亏损严重,不得不关掉。国贸的免税商场是我们第一个开业的店,也由于入不敷出而倒下了。在我任内,关掉了很多个亏损的下属企业。另外,免税公司鼎盛时期有一千多员工,很多人从创业之初跟我们一起走过了十多年,但是由于公司经营规模的缩水,我们不得不忍痛裁员。4年内,公司员工以买断工龄等各种形式,陆陆续续被裁掉将近一半。2004年我退休离开了公司,2005年免税公司改制完成,国有股份全部退出,公司完全私营。

  国企改制是一个漫长而残酷的过程,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痛苦的挑战。免税公司是我亲自参与创办的,众多的企业员工也为这个公司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改制是历史和市场发展的必然,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必然需要改革,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合伙筹办咨询事务所

  我一直在深圳,我爱人王小盛的经历比我曲折得多。1984年到深圳后,王小盛被分配到当时位于东门的华侨公司。虽然是转业干部,但一开始就是当售货员,后来才被分到人事科当干事。几个月后,华侨公司和中航集团一起投资组建了天虹商场,华侨公司派人事科的王科长出任天虹商场总经理,王小盛任贸易部经理。

  1986年,华侨公司从天虹商场撤资,他们这些从华侨公司派去的干部面临着回去还是留下的选择。当时,他在天虹商场已经干了两年,对国有企业的弊端比较了解。他认为国有企业缺乏责任心和自主性,领导层决策也不科学,总是“一拍脑门”下指示。于是,他想离开天虹商场,和朋友合作投资一个业务咨询事务所,专门对公司决策进行科学分析。

  当时深圳还不允许直接兴办这种民营企业,但是可以在关系挂靠到国营单位的基础上,自愿结合成立集体企业,,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于是,他把关系挂靠到当时的中国南海石油联合开发总公司深圳分公司。1987年,他们4个创业者就凭着手里的6000多块钱,在北方大厦附近租了间办公室,组织筹建了一个“集群投资设计顾问事务所”。事务所成立后,业务开展得很顺利,头一年就有几十万的利润。

  但是,这个事务所也在市场的实际操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雇佣专业的咨询公司帮助业务决策,通过数据调查和科学分析对市场进行准确评估,还是一个很超前的意识。除了一些港台公司,多数的大陆公司不愿意付咨询费买市场报告,他们更倾向于直接购买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为了生存,事务所不得不做出调整,很多业务也脱离了咨询的范畴。有时候,需要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过程,利用事务所人员的的经验和关系,为顾客递材料、跑业务、筹资金,然后以收取咨询费的方式得到企业分利。另外,在事务所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他们4个理事开始对公司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矛盾。有的人主张公司不要做大,不要影响大家分利。而王小盛不愿意过多考虑眼前的经济得失,他更希望能把公司办好。

  于是在1991年,王小盛虽然名义上还是事务所的理事之一和法人代表,但是实际上已经淡出了事务所的具体经营。

  在俄创建南油分公司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开始出现一股出国潮,特别是深圳这种处于改革前沿的地方,有关外面的信息更多。1991年,王小盛的一个朋友从匈牙利回来,向他描述了东欧在苏联刚解体后缺乏物资的情况,建议他投资做国际贸易,赚取巨大差价。于是,王小盛就决定先亲自去做一次调查。

  当时的俄罗斯千疮百孔,大量的工厂垮了,商品供应短缺。甚至出现了在一个大商场里,货架子上除了面包什么都没有的局面。俄罗斯的工业生产先进,但是家用电器很笨重,有“傻大黑粗”之称。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的轻工业,商品种类花色十分单一。西方的商品虽多,但卢布汇率浮动大,兑换成美元等硬通货以后价格就非常贵了。相较之下,中国的商品价格优惠,正好能够适应俄国市场的需要。于是,王小盛在莫斯科发现了这个商机以后,就打报告给总公司,希望在俄罗斯成立一家海外贸易公司。

  俄罗斯公司在1992年成立了。起初,总公司只投资了两万美金,派来三四名南油员工协助工作。他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开始海外创业,雇了十几个俄语翻译和中俄员工,主要经营服装和电子产品。他的压力非常大,最困难的时候,每个月都要为下个月给雇员发工资而发愁,经常是头一天刚收到货款,第二天就要发工资。

  在俄罗斯办公司难处很多。第一,管理困难。当时俄罗斯的贸易环境很不正规,零售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现金,交易过程很难受到监督掌控。所以他要求尽量把货物存放在商店里,在商店结算。第二,结算困难。当地结账使用的是卢布,但是卢布的汇率很不稳定,有时候稍微换晚一点,利润可能全部亏掉,所以他要求收入要及早兑换成美元。第三,治安混乱。当时的俄罗斯抢货、抢劫的事件时有发生。王小盛的俄国一个雇员曾经在莫斯科警察局当过一年实习生,仅他亲眼见过的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伤亡事件就多达150起。

  王小盛也曾在俄罗斯亲身经历过危险。刚到莫斯科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和几个同事走在街上。两个身高超过1米9的俄罗斯大个子从对面跑来,跑到不远处,忽然指着他们大叫,并且挡住了去路。他的几个朋友害怕了,边跑边叫警察,只有他站着没动。等那两个人跑到跟前,才发现这两个人带着枪。两个人拿着枪指着王小盛说了半天话,他只听懂“越南”这个词,于是猜测这两个大个子应该是针对越南人,于是连忙蹦出“中国人”这个词。那两个大个子嘀咕一会儿,最终主动散开了。

  王小盛在俄罗斯的南油分公司一干就是四五年,后来由于身体原因回国。这个公司在他回国以后也就没有坚持办下去,最终解散了。

  退休后更爱深圳花草

  2004年,我们都进入了退休生活。闲来无事常常散步,顺便就看看深圳的花花草草。北京和深圳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北京的冬天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而深圳则是四季常绿、满目葱茏。我和我爱人在观察这些植物的过程中,经常拿着小相机拍摄下来。回家后就把这些植物的照片存进电脑,分类,在网上查询它们的名字和生长特征。

  我本来对电脑并不熟悉。因为对深圳这些植物的喜爱,我开始学习上网、打字。一边整理自己搜集到的植物照片和信息,一边写一点自己的感悟。几年后,竟然积累了有关一百多种植物的手稿。我原来下乡插队的朋友就建议我出一本书,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吉林省出版社出版的《草木随笔——记深圳的108种植物》,这本书是我们夫妇俩退休后共同合作的结晶,并受到了大家的喜欢。有一位深圳的小学校长还拿了200本发给自己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我们很高兴,写作这本书,不仅锻炼了身体,增强了学习能力,而且令我们更加热爱深圳这座城市。

  我们从北京来,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回北京。的确,北京是我们的家乡,有我们的同学和亲人。但是北京相比而言太沉闷、太厚重,想改变太不容易了,年轻的东西不会成为社会主流。王小盛常说,走过国内外众多城市,像深圳这样充满梦想、还在生长和变化的城市并不多。深圳还很年轻,充满活力。虽然我们都退休了,但生活在深圳这样一个还在蓬勃发展的城市,我觉得我们还有梦想,还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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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云儿飘*
[ 2014-07-23 17:29:51 ]
敢闯、敢拼、敢想,善于发现机会,敢于放弃既得的利益,有远见卓识,这就是深圳人的卓越代表!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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