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南方谈话精神 不仅在于经济领域

[ 2012-02-17 07:47:15 | 作者: 鲲鹏展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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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口述

每天读一份报纸、每晚看半小时《新闻联播》,然后看《广东新闻联播》——这些习惯,即使在卸任广东省省长近10年后,卢瑞华依然坚持。

从1991年至2003年,从常务副省长到省长的12年间,卢瑞华亲历了广东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和深化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小平南方谈话、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筹划深化粤港澳合作等载入史册的转折性决策,都和卢瑞华的工作有着紧密联系。

一切就像在昨天。

1991年7月18日,一纸调令,时任佛山市市长的卢瑞华调任广东省省委常委。十天后,省人大通过卢瑞华常务副省长任命。

“常务副省长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管家。”近日,卢瑞华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感叹,从那一刻起,他亲历了广东一段长达12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最幸运的是,“接任副省长半年后,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从此春色满园”。

说到20年前的那个春天,80岁高龄的卢瑞华语气仍然激动。

1992年1月,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时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资料图片

打破思想禁锢

卖鸭子赚三元,开常委会讨论

当时一些广东的干部群众都担心改革的政策会变,这种像裹脚小女人的心态,直接影响到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进展

春天前的寒冬似乎总是那么漫长。

改革开放初期,要突破过去保守僵化的老一套,敢想敢干先走一步,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

“不少人的思想很教条,不尊重经济规律,不懂商品经济,总是拿大帽子压人,上纲上线”,20多年后,谈起当时如入寒冬般的气氛,卢瑞华仍眉头紧锁,语速缓慢。

他回忆,尽管处在得风气之先的改革开放一线,但当时一些广东的干部群众都担心政策会变,这种像裹脚小女人的心态,也直接影响到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进展。

“不是干部们不愿意去做,而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计划经济观点束缚着,而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空有一身蛮力和热情,却找不到方向。建国几十年受前苏联影响很深,干部受教育时学的基本都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全社会还习惯于国家‘包’起来,生产力发展受到极大阻碍”,卢瑞华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争论仍然没有停止。

调任广东省副省长前,卢瑞华任佛山市市长。他回忆,当时在严肃的市委常委会上,也会讨论一些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问题。

“例如,仍有不少人以农民养了多少只鸭子来判断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超过三只,那就是搞资本主义”。而因为几块钱来定性的事情更是被常委们反复讨论:农民养一只鸭子卖给“二贩子”挣一块钱,“二贩子”卖一只鸭子给城市里烧鸭子的个体户赚两块钱,烧鸭子的个体户卖一只烧鸭给顾客可以赚三块钱。对此,有人认为不符合劳动价值规律,争论很大。

“从这样的例子可见,当时不少人的思想当时是何等的僵化,根本不懂商品经济”,卢瑞华说,当时市委决定不争论,也不用行政权力干涉,放开让农民自己去搞种养,在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下,佛山的农副产品供应很快得到满足。

个体工商户雇用工人的问题,也一直有争论,比如,雇用八个或八个以内工人算作是社会主义,要是超过了这个数,就是资本主义,个体户就成为“资本家”,搞资本剥削。

“雇用八个人工作,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写文章时举的一个例子,而我们当时却把它当成金科玉律来用”,卢瑞华说,中国个体户们变得小心翼翼,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不得不“听到风就是雨”,总是放不开。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了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后,个体户们从心态到命运都发生了巨变。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只提‘商品生产’,后来提‘商品经济’,提‘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一直是别扭的。”卢瑞华说,邓小平同志耐心引导,1992年明确指出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这是一次大飞跃,是马列主义的大发展。从此,中国腾飞了。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我感觉到这是个大机会。我这个人是命好、运气好,遇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这个历史性机遇。”卢瑞华掩饰不住笑容。

应对经济过热

没有特殊政策,广东依靠市场

如何规范市场秩序成为广东执政者开始思考的问题,背后体现的是广东决策者紧紧抓住了南方谈话精神实质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南方谈话一下子激发了人民经济建设的热情,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念。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全国各地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增大,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卢瑞华回忆说,特别是广东,到了1995年,在GDP、进出口额、存款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在全国已经跃居第一。

如果当时有GPS导航,可能每隔一个月就要更新数据:全国到处都是工地,开发区建设热、楼盘建设热……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不“热”,各种各样的项目竞相上马令人目不暇接。

卢瑞华沉吟了一会说,那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投资热情的总爆发,是一种“投资饥饿症”。但迅速发展过程中,通账、经济秩序紊乱等现象开始显露。

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两次通胀后,1993年至1995年到来的第三次通货膨胀,很多人都未曾预料会有那么严重。

这一次通胀中,之前被验证行之有效的贷款规模控制、建设规模控制,“双规模控制”措施失灵,货币持续贬值、物价接连飞涨。而由于建设过多,信贷失控,一时间人民币供应“断炊”。

卢瑞华还记得,1993年元旦之后,广东的货币供应不上了,大量现钞从北方用飞机直接运送过来。

“当时,一架737飞机运百元大钞可以装6个亿,50元的就是3个亿,如果换作火车的一个车皮,百元大钞则是22个亿。”他形象地说,“那两三年,每年元旦、春节期间,中央调入广东的人民币现钞都达三四百亿元,保证了广东人民和外来打工者的提款。”

“也正是那个时候,如何规范市场秩序成为广东执政者开始思考的问题。”这背后体现的是广东决策者紧紧抓住了南方谈话精神实质,坚持“两手抓”,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另一方面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次通胀之所以最终顺利实现‘软着陆’,是我们整个管理层开始学会用市场方法和法律手段管理”,卢瑞华回忆,当时他提出了一个“两让两得”的建议,“两让”就是向外资让市场、让股权,“两得”是我们得资金,得技术。

当时,这种提法有一定风险性,但事实证明,“两让两得”很管用,进入广东的外资大幅增加。1991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为25.82亿美无,1992年为48.6亿美元,到了1993年,一跃而至94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

南方谈话带来的强大改革动力,在整个中国大地迅速发酵。

“事实上,在1992年以后,全国实行的就是差不多统一开放的政策。从那个时候开始,广东的特殊政策基本上没有了,就剩下特区有一条半政策。”

“一条政策就是特区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15%,其他地方是33%;还有半条是特区可以进口一些免税的用品,但几年后也没有了。”卢瑞华自豪地说,整个广东在1992年以后和全国的政策是一样的,但1992年之后,广东却发展更快。

他说,从1991年1500多亿元的GDP到后来进入“万亿俱乐部”,这已经不是靠政策倾斜了,没有“特殊政策”,广东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表现得更强烈,“20世纪90年代广东是靠市场经济这种机制来发展,这才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加上过去沉淀的深厚功底,当全国各地政策趋于一致时,广东就更加冒了出来。

迎来教育春天

智筹教育经费力推科教兴粤

孩子出生了就是公民,公民就必须培养,否则我们将来付出的代价更大,对孩子们不能有任何歧视

1992年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南方之行中敏锐地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他说:“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但在这番话的发表地广东,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却一直落后于全国。

卢瑞华回忆,时任省委书记谢非对广东发展教育特别着急。有一次谢非说,“怎么办呢?现在财政这么困难,没有钱办教育,教育可是一件关系子孙后代长远发展的大事啊,不能拖的!”

作为分管财政的常务副省长,卢瑞华很能体会谢非的心情。当时,全省的财政收入是180多亿元,省本级33亿元,还要包干上缴12亿元,剩下的就只有21亿元的“吃饭钱”了。

回想起当年谢非的决心和担忧,卢瑞华掰着指头回忆:“我跟他说放心,一年半就有钱。他说,你一年半怎么有钱,哪来的钱?我说,开源节流,必须把零散的钱集中起来才能办大事。”

卢瑞华想到了一个“既不影响下面,又可以办大事,解决事情”的办法。

得到谢非“授权”后,卢瑞华拍着胸脯保证,“高教要4.5亿元我全给,普教我也准备给!”

在卢瑞华的方案中,全省除了山区之外,各地第二、三产业产生的国民生产总值上交1%到省财政,一年8亿元,而且这个方案并不会影响地方的财政。

“很快,时任广州市长黎子流就带头支持这个方案,一切都顺利实施。1993年一收的时候,是9个亿。”喜人的局面让所有人为之一振,当时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卢钟鹤周密实施,“很快,华师大整个校园都改变了,差不多重建了。后来中山大学、华工也有了很大的投入和变化”,卢瑞华说,九年义务教育也有了长足进步,三年后,广东提前实现目标,在全国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当时全国只有两个省份达到这一目标。”

属于中国教育界的一个春天也正在悄然来临。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指导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广东正式提出了建立教育强省,科教兴粤的发展思路。卢瑞华曾表示,“我觉得我们人类最重要两件事,一是水,二是学生读书,这个才是我们民族成长、繁衍、强大最根本的。没水民族无法生存下去,小孩不读书不培养,民族永远是落后的”。

“很多贫穷家庭交不起书杂费,一年大概要五六百块钱,交不起”,卢瑞华说,“我想这部分也都由省政府来出钱,就是农村平均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孩子义务教育的书杂费由省政府来给钱。”

有一个细节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统计全省贫困人口,有些地方一开始不敢报实际数字,因为有些小孩是超生的,不给上户口,读书也读不了。

“有人说,超生的孩子违反政策,我说违反政策是父母的错,孩子出生了就是公民,公民就必须培养,否则我们将来付出的代价更大,对孩子们不能有任何歧视。”卢瑞华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让所有孩子都有书读,让孩子们每天都能喝上牛奶吃上鸡蛋。”

因此,践行南方谈话精神,解放思想,不仅仅在于经济领域。

卢瑞华认为,重温南方谈话,有一点很关键的是,不能仅停留在当时当地,而是要意识到:邓小平理论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

上世纪80年代,靠胆略去改变旧观念;90年代,靠政策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世纪,要靠智慧去参与世界竞争,建设我们伟大、富强、和谐的祖国。

卢瑞华动情地说,人生是从零到零之奔,只求留下美好的影。“南方谈话”就是小平同志留下美好的影,至今仍然光芒万丈。

◎重温南方谈话,很关键的一点是,不能仅停留在当时当地,而是要意识到:邓小平理论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伟大目标

◎上世纪80年代,靠胆略去改变旧观念;90年代,靠政策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世纪,要靠智慧去参与世界竞争

◎践行南方谈话精神,解放思想,不仅在于经济领域,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让所有孩子都有书读,让孩子们每天都能喝上牛奶,吃上鸡蛋

卢瑞华,从1991年至2003年,卢瑞华从常务副省长到省长的12年间,亲历了广东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深化过程。卢瑞华对教育情有独钟,为教育筹钱,保证孩子们能读书。2003年离开省长一职后,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方日报记者 谢苗枫 徐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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