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读书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姜德明先生的。不过我对姜先生的认知却很晚。第一次跟我讲起姜德明这个名字的，是孙犁先生。我在八十年代前期编过一段报告文学专版，其间还写过一篇《孙犁与报告文学》的论文。我在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一段孙犁先生对进城初期“倚马激情，发为文字”的情形的描述，而这段描述恰恰出自孙老1981年为姜德明所藏《津门小集》所写的题记。我那会儿曾向孙老问起这姜德明是何许人也，孙老说，这个人可不得了，专门收藏现代文学方面的书籍，是个藏书家。“我过去出的书，有的版本我自己都没有了，他那儿还有。人家这才叫有心人呐！”孙犁先生说。

既知其人，便开始搜求他的书，先是读了他的《余时书话》、《书边草》，接着读了他的《绿窗集》、《书叶集》，都是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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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故事】陆康先生的名字，我是从书法家顾志新那里听说的。那次他从澳门来深圳，跟我谈起澳门的书坛人物，对陆康推重备至，还转赠我一册陆康的印谱。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陆康先生的书。

书前有篆刻大家陈巨来先生的序言，文中说：“陆生康乃吴中文学大师澹安先生之文孙”，由此透露出陆康先生的家学渊源。翻阅其印谱，亦工亦写，亦豪亦婉，亦粗犷亦秀润，既蕴江南之“杏花春雨”，复得北国之“铁马金戈”，这在当今诸多篆刻家中是颇为少见的风格，难怪其业师巨来先生赞其“蹊径别开”。

如果说我初识陆康之名是因了他的篆刻，那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见到陆康其人却是缘于他的文章———2001年深秋时节，我赴澳门采访，顺便想为拟议中的《都市》专版约稿。按照设想，每个大都市约请一位作者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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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侯军先生的《感激浩然》，备感亲切，意犹未尽，也想说上两句，作为呼应。

每一代人都有某些共同的经历，多少年后，它们就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存在下去。一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倘若又有过痴迷于文学作品的经验，他就不会不知道浩然。

这些书名今天没什么人记得

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记不得，读到的第一本浩然的作品是哪一部，是长篇还是短篇集。那时十多岁，正是“文革”后期，连续几年里学校一直是半日制，几乎没有作业，极少考试，当时也没有电视等娱乐，精力和梦想无处释放也无处安放，有数的几部电影、样板戏和文学作品便成了全部的消遣和寄托。那时在县委会工作的爸爸托人给我办了个县文化馆的借书证，本来这是只给干部办的。文化馆藏书很少，文革前的书都被销毁了，书架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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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故事】

就读书而言，我这一代人实在是生不逢时：恰好在应该上学的年龄，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上了学，又没有任何课外书可读，偏巧当时的语文课本里还选了一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那才叫“感同身受”哇！

在书籍匮乏的年代，只好自己写“书”疗饥：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偷着写小说，那绝对不是因为勤奋，更不是什么“神童”之类，实话实说吧，那完全是让“饥饿”逼迫得没有办法了，在那个对书的渴望已近乎饥不择食的年龄，却满世界找不到一本可读之物，那种饥渴那种痛苦那种绝望，恐怕是现在的孩子所无法理解的。

幸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有一个“硕果仅存”的作家，他就是浩然。

本来，浩然早期的书也是划入“毒草”之列的，譬如那部洋洋洒洒三大厚本的《艳阳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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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叶嘉莹教授的景仰始于青年时代。80年代初，我正在天津师范大学进修，听说相邻的南开大学请来一位加拿大女学者，能把中国古典诗词讲得出神入化。我便近水楼台地挤进人头攒动的大教室，聆听她以最“新潮”的西方理论来阐释我们的“国粹”。

叶先生当时所讲的内容，我如今已然淡忘。但是，她那儒雅的风度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却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多美妙辞章，她随口诵出，宛如流水潺潺，沁人心脾。那情形，使我依稀想见唐宋文人俯仰吟哦的诗意生活。随后，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了她的专栏“迦陵随笔”，谈诗论词，学贯东西，读来仿若春风拂面，耳目一新。实在说，我对古典诗词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与那时亲聆叶先生的诗教，不无关系。

1986年，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组织了一次系列讲座，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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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源于对人生的不满足感。

文艺的现实，确实有很多“英雄主义”的作品存在。但我们不能不正视，世界一流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学，更多地表现出感伤、悲怆、甚至绝望。最近读侯军所著的西方美术史话《孤独的大师》一书，才知道在绘画领域里，即使像画出了《蒙娜丽莎》的达·芬奇、画出了那些永恒的圣母像的拉斐尔，人生也很坎坷而痛苦。

为什么艺术家大多数都时运不济，过着比常人更悲惨的生活，忍受常人难以想像的苦痛？其实，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往往是这些人成了艺术家？

艺术肯定需要天赋，但在具有天赋的人中间，常常只有被逼到人生边缘的人才会奋力一跃，超越众生，而加入到艺术家的行列中。

人类的“自私”本性决定了：当一个人快乐的时候，他（她）只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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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宣是有名的剧作家，可我却记不起看过他的什么戏，倒是读过他的不少散文，比如80年代中期，我就读了他的一本散文集《飞絮·浪花·岁月》，是百花出版的那种小32开本，很精致，也很好读。那本小书中，尽是些沉重的话题：他回忆了文革中的“狱中生态”，他在亡友的灵前默念着自己的心曲；这类题材原本就是80年代散文创作的主调。

从杜宣先生追忆的文艺界人物中，足以看出他本人的份量：在他的笔下，出现的是茅盾、老舍、潘汉年、戴望舒、吴晓邦、金仲华等文坛重镇，他们是友情深厚的同道，是共同经历过许多人生悲欢的挚友。他在这些悼亡之作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这就使他的文章不同于一般的忆旧怀人了。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他写老舍先生的那篇《绝唱》，他写到老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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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丁玲的名字很早。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从一本50年代末出版的《新知识词典》上看到一个奇怪的词条，叫做“一本书主义”，其发明者就是丁玲。那书上的观点当然是对这个“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因此我对丁玲的认识也是从反面开始的。

70年代末，丁玲被平反了。文坛上立即兴起一阵“丁玲热”，她的书很多都再版了，她的文章也开始在报刊上屡屡出现。我读丁玲的书，大体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可能是时过境迁的缘故吧，我此时读她的这些成名作，已经远没有它们当年刚刚发表时所引起的那种感动了。

80年代初，《天津日报》要办一本文艺刊物，邹明担任主编，但实际上的主编是孙犁先生。编辑部向丁玲约稿，丁玲不但寄来稿子，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孙犁先生读了丁玲的信显然很激动，他在回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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